《像素》第二期终于面世了。9月18日当那老师让我去取杂志时，我心中充满了喜悦，因为其中有我采写的两个访谈。虽然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发稿，但这一次对我来说非同寻常，有一种狱火重生的里程碑式的纪念意义。

接到采访任务是八月中旬，当时的我和八月的骄阳一样焦灼。生活对于我来说是猛然间从人间坠入了地狱。痛失亲人的痛楚及新生活的没有头绪，同时交织着莫明的绯闻，使得若大的太阳照射到我这里也是死灰一片。每天都是一种失魂落魄，生不如死的感觉。然而那老师的那个电话，把我从恶梦中震醒了。

于是我不得不努力地去想、去回忆，去重新思考摄影；努力地把自己从支离破碎的现实生活中拉回到摄影的理想中去；努力寻找一种姿态， 一种自信。记得给杨延康老师发信息要求采访的时候，我还在同仁堂医院，一副病怏怏的样子。杨老师回信息婉言拒绝，说他在西藏，不便采访。那一刻，我刚刚燃烧起的希望又坠空了，搞不清自己是怎样拖着失落的身心从医院回到家里的。真想放弃了，然而一个声音如犹在耳：“生活哪有那么顺利的？你想干什么，什么事情就得干成？ 可能吗？困难不可怕，怕的是人被困难吓倒了……关键的是要学会如何去解决，如何去克服困难……”多年来追随赵老师的最大收获是使我品尝了多样的人生。他人已走了，可那如雎的目光却一直在注视着我．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往前走。

晚上继续给杨老师打电话，没想到这一回杨老师被我的一番言语说通了，当时就让我电话采访。他的爽快让我有些手忙脚乱：录音笔没有了电池，MP3又担心音质不好，下楼去买根本来不及，没办法还是冒险用了MP3；没有固定电话，只能拿着手机开着扬声器……乱！夹杂着紧张和激动……。

电话采访了一小时，杨老师的话语响彻了我的那间十平米的小屋：“只要感恩生活，就会觉得生活很美好……”